地方国企改革复制忙，应警惕落入数字游戏陷阱

三石064

　　自2013年12月17日上海打响国资国企改革“第一枪”之后，截至2014年9月19日，已有上海、广州、北京、江苏等17个省市发布了地方国资国企改革意见，呈现“遍地开花”态势。
　　围绕着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思路，国企改革逐渐展开。相较于盘根错节的央企，各界将地方国企改革视为本轮改革的突破口而赋予了更多期待。
　　最受关注的无疑是三大一线城市或地区，而这三个地区也的确给出了一些较有突破性的概念与想法。打响头炮的上海，提出对国企进行分类监管，并首次明确对竞争类国企的高管实行任期制与契约化管理，打破了国企高管终身制，让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建立成为可能;而广东则侧重于股权多元化改革，并提出“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不设下限”，一改以往国企坚持绝对控股，为民企打破“提款机”身份参与运营决策增加了一层砝码;而北京在二者的基础上，结合本身的环境问题与区域合作关系，提出在大气污染治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运营服务上加强京津冀区域合作，以重点项目为抓手，在经济、社会和城市群协同发展中发挥作用，实现共赢发展。
　　其他的14个省市方案，基本是对以上三地整体改革框架的复制粘贴，只是填充内容略有改变。
  F; i) V! n& }+ M% O　　最普遍被照搬的是分类监管，所有17个省市都进行了分类监管。其实，分类监管这种类似为企业贴标签的做法，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如何分类。即使不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跨界扩张的央企，同一业务板块亦可能有不同功能，所以要合理分类并不容易。但纵观17省市中，有13个都是与上海一样分为公共服务、功能与竞争三类，只有广东分为准公共性与竞争性两类，四川分为竞争性与功能性两类，湖南用公益类代替公共服务类并扩充了范围。大的分类一样尚且说得过去，具体到什么企业分入哪一类、其中有什么标准还有待细化，不然容易“水土不服”。最夸张的是山西与湖北，两者均明确提出了分类监管的概念，却并未对企业功能进行划分，既然连企业分类都没有，又如何进行分类监管?
, Y# N7 z  e4 p# C　　另一个被复制粘贴的是各地都非常熟悉的指标化“军令状”，这在国资集中度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中均有体现。第一个提出国资集中度指标的是上海，其目标是在3年至5年内让国有资本在战略性产业、基础设施和民生改善方面的集中度超过80%;而第一个提出混合所有制占比与资产证券化硬指标的是广东，目标是2017年混合所有制户数比重超过70%。实际上，正如GDP增速高的地方并不一定发展得好一样，指标越高、数字越漂亮的地区也不一定是国企改革最成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效主要体现在能否结合并发挥国资与民资的相对优势，如果只是换汤不换药的混合所有制占比多高也难显成效。这两个硬指标本来算是上海与广东方案中的瑕疵所在，但即便是瑕疵却仍然被复制了。江西、甘肃、江苏、重庆、四川、青海等省市也都将国资集中在关键领域的目标设定在“80%”上，天津还更进一步提出到2017年底90%的目标。而有七个省市都明确了混合所有制占比指标，其中重庆是3-5年内该比重达到三分之二，甘肃是2020年该比重达到60%，而江西则是5年内混合所有制经济占国企的70%。
　　目前，所有方案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式都缺乏可操作细则，例如，引入民资的交易方式、如何进行信息披露等等。更令人忧心的是，各省市复制粘贴一线城市方案，让强调“一企一策、一股一策”的新一轮国企改革，又变相回到了“一刀切”的状态。若所复制的改革方案内容与当地实际相符亦算合理，只是不学习北京因地制宜的做法，却照搬上海、广东可嵌套本地内容的部分，甚至连瑕疵都照搬，实在难逃应付交差的嫌疑，需警惕落入数字游戏的陷阱。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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