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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区草埔木棉岭“插花地”里走出市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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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勇副尉[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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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帖

发表于 2013-3-13 15:00

位于罗湖区草埔的木棉岭，居住着近2000名湖北洪湖籍的士司机和他们的2000多名家属，被称为“的哥”同乡村。除了湖北洪湖老乡，还有不少来自湖南、河南、江西、西川以及省内潮汕、梅州地区的异乡客混居其中。每当夜幕降临，街市中独有的喧闹、握手楼里连贯的颠勺声、小饭馆内热络的家乡话，构成一幅典型的城中村生活图。　　“的哥”胡桂梁说，未来城中村会消失，但是关于它的记忆，会一直留在他们脑海里，而木棉岭肯定会给他留下“家”的印象。
　　“被迫搬”到“感情越来越深”
　　“对木棉岭的付出越来越多，我对它的感情就越来越深。”胡桂梁说，渐渐地，木棉岭不再只是一个住所，怎样让家人们、同乡们、居民们在这里生活得更安心，成为他的牵挂。
　　木棉岭属于罗湖与龙岗两区之间的“插花地”，历史上是一片荒山野岭，因为深圳建“二线关”，包括木棉岭在内的几个片区又处于“二线关”以外，形成事实上的“三不管”地带，从而造成“插花地”的行政管理权属不明、职责不清，各种管理滞后的现象。
　　这里曾经有三宗“罪”：“乱”，街头戴项链，街尾就不见;“脏”，上午穿上白球鞋，中午就变灰;“贫”，别说文体设施，居民活动的最佳场所就只有边坡上仅存的几处长满杂草的空地。
　　2003年，而立之年的胡桂梁第一次来到木棉岭，当时就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污水横流，老鼠、蟑螂、苍蝇肆虐，垃圾四处堆积如山，电线、电话线和电视天线拉得像蜘蛛网一样。那时，胡桂梁在西丽一家公司当司机，公司便问他愿不愿搬到木棉岭居住以方便接送。“木棉岭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差，我说什么也不愿意搬到这里住。”
　　然而，也正是这一年，木棉岭的身份有了变化。2003年10月8日，罗湖区正式接管“插花地”，并成立了东晓街道办事处专门管理。一场针对“插花地”的整治也拉开序幕。
　　在公司的一再安排下，2005年，胡桂梁“被迫”带着妻儿搬到了木棉岭。“第二次再来，街道整洁了，垃圾也不乱丢了，但还是不喜欢。”胡桂梁坦言，在木棉岭居住的第一年，他和家人几乎没有跟别人接触过。
　　2006年，罗湖区委书记与区委组织部部长等领导来木棉岭调研。“了解到同乡村里有不少党员，却完全没有组织生活，他们马上就重视起来了。”胡桂梁说。第二年，湖北洪湖同乡村党支部成立，身为党员的胡桂梁被推选为党支部书记，连他在内，党支部由12名党员组成。
　　随着党支部的成立，胡桂梁那“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城中村生活一去不复返。由于此前完全没有关注过社区民情，胡桂梁印制了通俗易懂的支部联系名片，挨家挨户派发给居民。
　　“我们白天上班，晚上才能回来为大伙工作。在居民们的眼中，我们12个人就是地下工作者。”胡桂梁说，那时党支部没有办公场所，也没有固定经费，他天天将党支部的公章揣在兜里满街跑，有文件要盖公章，往街上一站，兜里一掏，呵气一盖，完事。
　　通过组织社区文化活动、为老乡维权、为老乡解决就业难题、节假日慰问贫困户、为重病老乡募捐……老乡们也渐渐将流动党支部当成了自己的“家”。“对木棉岭的付出越来越多，我对它的感情就越来越深。”胡桂梁说，渐渐地，木棉岭不再只是一个住所，怎样让家人们、同乡们、居民们在这里生活得更安心，成为他的牵挂。
　　城中村记忆永不磨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中村会消失，但是城中村的记忆，会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它是我的起点，但绝不是我的终点。”
　　2009年，东晓街道租下了木棉岭内的一栋小楼作为木棉岭社区工作站的工作场所，至此，湖北洪湖同乡村党支部也有了经费和办公场地。随着党支部在居民们心中地位的提升，胡桂梁成为木棉岭的“小名人”。由于开出租的工作时间弹性，这一年，胡桂梁辞去公司司机的职务，当起了“的哥”。
　　2009年，在胡桂梁和其他党支部同仁们的努力下，木棉岭增加了不少免费的文体设施。“现在木棉岭边坡上全新启用了一个休闲广场，大伙又多了一个打球的好去处。”胡桂梁说，木棉岭还有社区篮球队，定时组织比赛。篮球队不时和周边社区队伍进行比赛，在东晓街道，木棉岭篮球队小有名气。
　　在社区广场上，记者看到不少中老年妇女在此翩翩起舞。胡桂梁告诉记者，党支部有一位党员来深前在老家的花鼓剧团当了十余年团长，支部成立后，他带着几名党员在广场教老乡跳舞。
　　集体活动的增多，打破了木棉岭居民之间冷淡的关系，社区也变得热闹起来。
　　木棉岭在变，而胡桂梁也迎来了人生中的大转变。2010年，赶上了当年深圳市人大内部结构的调整，增加了非深户人大代表名额，他成为6名非深户人大代表中的一名。
　　“‘插花地’出了一位市人大代表”的消息，在木棉岭社区内不胫而走。胡桂梁说，来深圳12年，从未想过一位普通的士司机可以当上人大代表。
　　那时起，胡桂梁的思想和视野变了。他说，现在特别关注重点的民生话题。
　　组建木棉岭社区的“七彩服务队”、大运前组建社区党员义务服务队……围绕着社区建设、社区自治，当选市人大代表之后的胡桂梁还在不停为木棉岭的居民们做实事。
　　然而，出租车司机不出车就没有生活来源。胡桂梁经常为了组织社区活动，抛开的士生意不做，加之当选代表后，接访、调研等大量的社会，也大大减少了他的出车率。经历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胡桂梁对钱看得很开。“我经常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以前是尽力为社区居民和的士司机服务，现在能为深圳市民发出声音，是我最大满足。”
　　他告诉记者，8年来，他为木棉岭付出了不少心血，但木棉岭也给了他更多的荣誉感与认同感。
　　采访结束之时，胡桂梁带着记者来到木棉岭的山坡边。站在崭新的休闲广场上，他告诉记者，去年11月，不远处的片区就传出已地产商进驻即将开启城市更新项目。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城市更新的蓝图将铺展至木棉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中村会消失，但是城中村的记忆，会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它是我的起点，但绝不是我的终点。”胡桂梁如是说。

来深圳12年，“的哥”胡桂梁说从未想过可以当上人大代表。

陈以怀摄

　　城中村保护开发改造要结合起来
　　■专家观点
　　2006年起，深圳城中村开始大规模改造。城中村原住民与政府针对土地权益展开了激烈的博弈，由此也制造出一批农民富豪。与此同时，庞大的曾居住在这里的新移民也经历了搬迁以及生活成本的上升。对于城中村的价值以及该怎样变化，学界有着非常对立的观点。有专家认为，未来，城中村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潮流。也有专家呼吁，城中村对深圳有着特殊的意义，对城中村应该保护、开发、改造相结合。
　　生活在城中村缺乏家园意识
　　当知名文化学者胡野秋回想起20年前在城中村的生活时，心里涌起阵阵怀念。对于什么是城中村，学界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亦城亦乡”，是胡野秋对深圳城中村特点的概括，即兼具城市特征和乡村特征，是一个过渡的形态。
　　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副院长于长江看来，深圳应该是中国拥有城中村最多的城市。与珠三角其他城市相比，深圳的城中村发展最成熟，有其特有的经济形式、运行体制，城中村自身发育也最丰富、最完善。栖居在这个边缘性产物的人群，有两类人，一类是原住民，另一类则是深圳的新移民，他们在城中村中也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教师倪赤丹经常出入社区做一些调查，据他观察，城中村原住民的收入来源相对单一，虽然各股份公司会为社区居民购买社保，还会每年进行分红，但因为各个股份公司经营情况不同，分红情况从几千到几万不尽相同，对于多数原住民来说，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靠自己房屋的租金，但仅这笔收入也可以维持他们不错的生活。
　　“对于外来人口他们有着矛盾的心态。”倪赤丹指出，多数原住民生活安逸，有着很强的地域优越感，他们一方面希望外来人口进入，从而赚取房租，另一方面，也会觉得更多外来人口的进入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挤占了他们的资源，压缩了他们的生活空间，甚至因为外来人口众多，而使得其自己感觉受排斥，成为边缘群体。“可以说很多城中村80%到90%的人口都是移民。”
　　而城中村的新移民，大多都是带着梦想来到深圳，在这个生活成本低廉的空间暂时栖息，期待未来的梦想成真、飞黄腾达。在倪志丹看来，对于这些新移民而言，有着“低收入”、“生活环境脏乱差”、“最底层”等标签的城中村只是他们暂时的停留地，他们吃苦耐劳，忍受艰苦的生活状况，为的就是真正融入这个他们期望落脚的都市，事实也是，他们的生活状况稍加改变，便会毫不留恋的离开这里，这也导致生活在城中村人们相对缺乏家园意识，很难有城市归属感。
　　城中村消失会降低城市发展后劲
　　从2006年起，深圳城中村开始大规模改造，主要方式有推倒重来、局部改造、综合治理。
　　倪赤丹认为，对于原住民来说，改造虽然会经历阵痛，但拆迁改造带来的快速财富聚集让他们充满期待。通过拆迁改造一夜暴富，这种快速的状况变迁对于一些原住民来说也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甚至负面影响，“因为财富来得太快，他们对财富的看法及消费方式与普通人也不一样，使得财富在一些人手上会很快挥霍，甚至出现一些地方村民还在继续拿低保的情况。”而对于城中村的新移民来说，改造则会促使他们搬离，或者面临增加生活成本。
　　“对于城中村怎样变化和价值，学界分成两派，观点非常对立。”于长江说，城中村未来肯定会变化，是由自己的内生力量进行变化，还是用政府改造拆迁的方式变化，学界的分歧很大。一派坚决捍卫城中村的价值，认为它应该像香港以及国外一些城市一样，由其自己完成优化升级。而另一派则认为，城中村就是脏乱差、黄赌毒、藏污纳垢的地方，拆除城中村，对城市的发展更好。
　　不过，于长江比较认同城中村存在的价值，在他看来，城中村在城市中承担的功能是非常必要的。“目前来说任何一个城市都需要低成本，尤其是低成本生活区，不管城市中有多少富人，必须有穷人来为你服务，这些穷人必须低成本的生活。如果低成本生活区没有了，也没有替代，最简单的是生活成本上升，要么导致服务价格上升，要么导致一些人无法在深圳生存或者进入深圳。”
　　而更严重的，则将影响深圳整个城市的发展后劲，“一个城市只有发展门槛越底，大量年轻的、有素质的、有潜力的人方可进来，如果门槛太高，它的后劲自然不足，这是常识。”他认为，这些年深圳很多城中村被“消灭掉”，已经导致了深圳的吸引力在下降。
　　于长江还认为，城中村还代表着生活更丰富、更具有社会性、交流性的环境。而在中国很多城市的小区，则非常缺少这种生活共同体的环境。
　　“城中村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是记忆、故土的概念。”在倪赤丹看来，城中村的改造应该多样化，不能用一刀切的模式进行。倪赤丹比较赞同让城中村根据其内生力量去变迁。“下雨屋里漏水，外界没有力量介入，它也会想办法自己改善。我觉得自然地内部升级会更好，这也符合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
　　胡野秋也不赞同一刀切的改造模式，“有没有可能保留一点原住民的文化，比如祠堂、牌坊等。像蔡屋围这样的城中村，是很多外地人甚至香港人都非常感兴趣的地方，其中有很深的人文内涵。”胡野秋认为，城中村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潮流，但如果城中村全都变成了像地王大厦、国贸大厦那样的建筑，城市形态会变得单一，在建筑多样化上会少了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