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旱:黄河水系枯竭在劫难逃？

千江有水千江月

在过去3个月时间里，一场50年一遇的特大旱灾持续袭击了中国中部和北部，持续时间之长、受旱范围之广、程度之重为历史罕见。本报记者沿着母亲河黄河繁衍的足迹，实地探访中原大地的兰考、民权、睢县三地，揭示大旱之下，那些更为令人担忧的现实。  

南方周末记者 叶伟民 河南兰考、民权、睢县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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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百日的干旱，中原大地一片焦渴 图/本报记者 王轶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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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鸡也渴得厉害，见到水就扑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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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县，无奈的农民手捧枯死的麦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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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上经常看见拖着水管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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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2300多发炮弹终于在河南上空换来百日大旱后的首场降雨，但雾气般的水粒却矫柔得仅够湿润空气。当天下午，“首雨”的喜悦在兰考县东坝头村村民李国强心头坚持了不到1个小时，就被另一种更深的焦虑代替。

在过去3个月时间里，一场50年一遇的特大旱灾持续袭击了中国中部和北部15个省市区，8个冬麦主产区（河北、山西、安徽、河南、江苏、山东、陕西、甘肃）首当其冲，1.3亿亩耕地受灾，几占中国冬麦种植面积的一半。“能活下一半就不错了。”55岁的李国强站在草茬地般的麦田里，脚尖扒拉着枯叶，干涩呛鼻的沙土扑面而来。

举全河之力

沿途无数条饥渴的引水渠如深不见底的吸管，伸进“母亲河”并不丰腴的肌体。

自打春节过后，55岁的李国强就开始掐着指头过日子。家中的10亩小麦黄得只剩下一点绿芯。虽然村西1公里外就是黄河，但在这个无雨无雪且气温过低的冬天，强行浇水只会把麦苗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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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无雨的日子早在去年10月下旬就已经开始。最初两个月，李国强盼能下场雨，到了腊月，他又希望有场雪，但这些愿望最终破灭于农历新年――这时，麦子已经黄到根上了。

而村子在河东的1000亩小麦，已枯黄殆尽，只剩下河西的一点滩涂地，麦苗在黄河的庇护下得以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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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似乎都有预兆。整个2008年，极端气候都在困扰着这个“中原粮仓”。从年初的冰冻灾害到春季的扬沙和山洪，再到夏季的冰雹到强对流天气，尤其是7月13日，郑州出现174毫米的强降雨，水淹城区，为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位。

入冬后，拉尼娜现象与全球大气环流异常却阻挡了来自孟加拉湾的水汽，北方诸省滴水不见，大旱拉开序幕。连续百日无雨的河南更成为受灾最严重的省份，受旱面积超过六成，为1951年以来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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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李国强意外发现麦田东侧已荒废十多年的灌溉渠又变得流水荡漾，这与日渐回暖的天气一道给东坝头村两千多名村民带来了喜讯。李国强借了侄子的水泵，浇了一亩多的麦子。

这“意外之水”并非从天降，而是来自黄河。“闸口已经开到最大了。”距离东坝头村8公里外，兰考三义寨渠首闸管理处处长叶世忠指着一条新挖的引渠说，“现在引水能力已提高了近8倍。”这意味着，数以千万方计的黄河水将毫无阻碍地通过这条“引黄总干渠”，惠及豫东平原中部4000平方公里土地和300多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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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日持久的旱情加重了人们对水资源的渴求和依赖，人水矛盾也随之明显。在河南，全省主要河道入冬后来水比常年偏少三至八成，大中型水库蓄水量比去年同期偏少5亿立方米，已有316座小型水库干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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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无水可用的山区，打了过百米深的井还是干的，一盆水洗菜洗脸洗碗再喂鸡，农民3个月不敢洗澡，一些地方的生活甚至倒退回挑水时代。

因此，贯穿中原大地的黄河几乎成了惟一的救星，在灾情严重的北方八省，沿途无数条饥渴的引水渠如深不见底的吸管，伸进“母亲河”并不丰腴的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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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援下游省份抗旱，在来水比多年均值偏少13%的情况下，1月6日至2月8日短短一月间，黄河防总仍6次增加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达900立方米每秒，为多年同期均值的3倍以上。专家称已是“举全河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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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举所付出的代价是黄河干流五大水库可调节水量锐减近三成，小浪底“缩容”过半，黄河水调形势异常严峻。

但对漫长而广袤的黄河流域来说，这仍是杯水车薪。灾情最严重时，全国受旱耕地直逼3亿亩，442万人、222万头大牲畜发生饮水困难，多省发布红色干旱预警，国家防总也拉响了历史上首次“Ⅰ级抗旱应急响应”。

国家防总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鄂竟平称此次旱情为“历史罕见”。

梗塞的“毛细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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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皓村附近的村庄，多数老灌溉系统的引水能力只剩不足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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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在咫尺的黄河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李国强等沿河农民的灾难感。在其身处的河南兰考县，因历史上长期与风沙、盐碱、内涝斗争而拥有了坚忍纯朴的民风。如今，优秀共产党员焦裕禄仍葬在城中一个山体制高点上。

除了政治名县，作为水利重镇的兰考还身兼着“引黄灌溉”的重要节点和黄河故道的源头。庞大的水网从这里延伸，滋润着下游360万亩良田。黄河水由三义寨入豫后，经商丘、兰东、兰杞等干渠的调配，为沿途城镇供给水资源。

然而，对于地域广阔且居住分散的农村地区来说，要分享这些资源，必须依靠更为细致周全的沟渠网络。如今，大旱让这套被广泛比作“毛细血管”的农村水利配套设施矛盾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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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从黄河引水口往南20公里，干旱的气息就会扑面而来。在兰考城关乡市皓村，村民李二臣在本报记者面前用一把随风飘散的干沙土验证了这一点。他脚下3亩麦田已经枯死过半，毫无粘性的沙土地像一个无底洞，贪婪地吞噬着从水井抽上来的细流。

黄河水离这里并不远，早年还有一条小运河和一套小沟渠将其与田头相通。大约10年前，运河因年久失修而淤塞，变成一个墨绿色的污水池，小沟渠也被树叶或垃圾覆盖。“我们向村里提过意见，但各家顾各家的地，谁来牵头呢？”李二臣后来只好和几户村民合资2500元挖了一口井，却发现这些从盐碱地层抽上来的水极易让麦苗害病，更重要的是，15元一亩的油耗让他不堪重负。“只要减产三四成，今年就算白忙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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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于1950年代的农业灌溉现代化革命曾使中国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灌溉系统。随着包产到户和取消农村劳动积累工、义务工，这些集体水利工程大多遭搁置或荒废。在市皓村附近的村庄，多数老灌溉系统的引水能力只剩不足两成。

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大型灌区骨干工程建筑物完好率不足40%，工程失效和报废的逼近3成，导致个别地区可灌面积减少近半。直至2003年，中国19.5亿亩耕地中，还有11.1亿亩尚要靠天吃饭。

过于粗放和陈旧的渠道系统让中国农村渠道灌溉利用率只有30％―40％，在河南，这个数字还要更低。在最近的公开场合，水利部副部长鄂竟平也承认并正视了中国农田水利工程长期“欠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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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投资都在大江大河的治理上，反而忽略了对农民最密切相关的沟塘渠。”农业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