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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口述史|冯冠平:在深圳走出科技成果产业化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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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2 22:10 |显示全部楼层
到深圳后,我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实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以知识报国的美好梦想。虽然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但还是希望在高科技领域能为国家引进、孵化出总产值超过千亿元的项目。

▲高交会上冯冠平(前排左三)对石墨烯产品进行指导品鉴。

◀冯冠平(左一)为江苏如东高新石墨烯产业研究院揭牌。

我的工作学习大体上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50岁前在清华大学学习、留校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第二个阶段是50岁后来到深圳,主要是创办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并且从事产学研相结合的工作,也就是要解决科技成果怎么转化成产品的问题。不知不觉就过去20多年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依然处处涌动着创新创造的活力。来到深圳后,我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实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以知识报国的美好梦想。虽然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但还是希望在高科技领域能为国家引进、孵化出总产值超过千亿元的项目。

在主管科研工作期间,我发现清华大学每年都有数百项科研成果受到国家奖励或获得专利,但科技成果转化成产品的能力却很低,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

知识是力量更是财富

1946年,我出生在常州武进,老家南宅镇位于无锡和常州交界处,离阳山很近,去常州比去无锡还要远,所以小时候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无锡人。我的求学之路并不一帆风顺,镇里好的中学没有考上,只能去一个借办在庙里的民办中学念书,这座庙在太湖边的一座山上,那些日子,我砍柴、做饭,有时还能看见山上的狼。

1964年,18岁的我离开家乡走进清华园,攻读精密仪器与机械学。1970年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硕士毕业后留校,主要是从事研究工作,我研究的领域主要是跟精密仪器和传感器有关。1987年,我们学校的一位著名院士——深圳大学的首任校长张维推荐我到德国一家研究所当访问学者,这个研究所是一个高科技企业。

德国人非常严谨。我去德国时,那里的同事就跟我讲,有什么idea(想法)一定要书面写下来。当时很多建议我都书面写给教授,原来也没想那么多,等我要离开研究所的时候,教授就把我叫去,告诉我在研究所工作期间,一共提了多少条建议,哪些建议已经申报了专利,哪些建议从知识产权上归我所有,已经申报的专利研究所采用后会给我补偿。在做访问学者期间我获得德国6项国家专利。离开时,教授给了我1万马克,而当时我的一个月工资才60元。从此,德国人给我一个深刻地印象:原来叫知识就是力量,他们让我明白了知识就是财富。

科技成果难以转化成产品

1993年,我被任命为清华大学科技处处长,1994年我被任命为校长助理,主管科研工作。在主管科研工作期间,我发现清华大学每年都有数百项科研成果受到国家奖励或获得专利,但科技成果转化成产品的能力却很低,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

1995年,我带着花了十年心血研究成功的“新型石英晶体力敏传感器”到广东召开发布会,想把这一技术推上科技成果转化的第一线。在发布会上,我作了详细的说明和演示,但现场没有一个人举牌买我的技术。为了能转让成功,我顾不得面子和损失,咬着牙把本来定好的20万元起价一降再降:15万元……10万元……8万元,直到降至5万元,依然没人举牌。想不到在国际上都处于领先地位,价值很高的成果,在国内降到5万元都没有人要。我当时的心情,恨不得地上有条缝,一头钻进去。

研究院成功孵化了多家高科技企业。到1999年底,研究院孵化器启动一年时,在大楼内“保持孵化”状态的企业达到60家。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园区建成

1995年,深圳确立了发展高科技的战略目标,决定吸引一批著名大学来弥补本地科研实力的短板。当时深圳的意图非常清楚,就是要发展高科技,清华大学目的也很清楚,就是要摸索科技成果转化。于是,清华大学与深圳一拍即合,决定大胆创新在深圳建一所研究院,开启中国新型科研机构的崭新探索。得知消息后,我立即找到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主动请缨要到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去,我希望到那里推动科研人员的成果转化成产品。

1998年,市校合建的“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园区建成。此时对在外地创办研究院仍有顾虑的清华校方又找到我,告诉我这是我积极提倡创建的,还是我去经营管理。就这样,我带着了七八个清华人来到深圳。当时,深圳市给了我们三年时间和20个编制,要求我们3年后完全走向市场。这使初来乍到的我们强烈地感到从此真的要“下海”了。

走上“四不像”的路子

我们来的时候,深圳方面说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是一个正局级的事业单位,那将来变成一个行政机构,还是一个学校?当时我来负责这件事,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广东做调研,最后拿出一个方案来回答“研究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这个问题。

我认为研究院是大学,但不完全像大学,文化不同;是事业单位,但不完全像事业单位,机制不一样,按企业化来运行;是研究单位,但不完全像研究单位,功能不一样,还具有培养人才、孵化企业、研发产品的功能;是企业,但不完全像企业,目标不一样,企业完全强调经济效益,研究院强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四不像”理论,也为之后研究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当时深圳的环境和政策促使我们走上了这条“四不像”的路子。

把研究院大楼当孵化器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园区刚建成时,除了一幢大楼外,周边都很荒凉。面对着一座空楼,我们想大楼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只有大楼,那就要把它给用活了。美国、德国不是早就有"孵化器"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大楼做孵化器呢?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建立一个为企业提供各种信息、技术、资金等多方面增值服务的孵化器,这样我们的起点就高了。

我们听说当时有几位深圳大学的老师在开发手机短信服务业务,凭借多年经验,我知道这个产品绝对是潜力无限。于是我们上门请他们到研究院来,告诉他们我们对这个项目的市场前景十分看好,并承诺给他们2000平方米的地方。至于租金,可以作为股权入股。这几位老师听完后高兴极了,欣然接受。就这样,这家名为“清华深讯公司”的企业成了研究院“孵化”的第一个“鸡蛋”。5年后,美国微软公司出价2000万美元收购了这家公司,研究院“以租金换股权”的投入方式获得了几十倍的回报。

在清华深讯公司之后,研究院又成功孵化了多家高科技企业。到1999年底,研究院孵化器启动一年时,整个研究院大楼的入驻率达到90%以上,在大楼内“保持孵化”状态的企业达到60家。孵化器的运作成功,使我们更加坚定地认为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为了解决研究所和创办企业的风险投资问题,1999年我们还成立深圳力合创业投资公司。经过运作,力合创业投资公司迅速扩张,十年间资产总额增加了163倍。

2009年开始,我们研究院陆续引入了30多个石墨烯研究团队,全部都是“海归”。此后我开始全力推进新材料石墨烯的产业化。

发明出红外快速体温检测仪

科研一直都是研究院的立身之本,虽然我们的主战场是科技成果产业化,但我们仍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进行科研。2003年春,SARS病毒四处蔓延,患者数字不断上升。我们就开始做研究,经过七天七夜的奋战,2003年4月18日深夜,一款能快速检测出“发热”患者的仪器“红外快速体温检测仪”问世了。与此同时,我们还推出了手温测量式、额头定位式、扫描式三种红外快速体温检测仪,以适应不同需求。

从2003年4月18日到6月7日,不到两个月时间,研究院共计生产和销售各类红外测温仪20812台,帮助铁路部门检测旅客3000多万人次,共测出体温异常者近万人,确诊为“非典”患者21人、疑似病例38例。红外测温仪为中国防御SARS构筑了一道“钢铁长城”。

石墨烯智能发热服

助力“北京8分钟”

2008年,美国的一家实验室发现有种材料叫石墨烯,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薄、强度最高的材料。我是从62岁开始接触石墨烯,我对新东西比较敏感,让深圳的实验室对此做了分析,发现确实很好。2009年开始我们研究院陆续引入了30多个石墨烯研究团队,全部都是“海归”。此后我开始全力推进新材料石墨烯的产业化,目前企业分布在江苏以及深圳、青岛等地。

深圳是中国最大的石墨烯应用市场,中国的电池、智能穿戴和手机制造基地都在深圳,配套条件全国最好,人才也最多。

石墨烯材料发热快、热转化效率极高、性质稳定使用寿命非常长、发热均匀,是当今最理想的电发热材料。因此,2015年,我们在深圳创办烯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石墨烯应用研发、石墨烯相关应用产品生产及销售的高科技公司,也是世界首家石墨烯加热应用生产的规模性企业。

2018年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北京8分钟”惊艳亮相,现场气温为-3℃。为了做好72名演员的防寒保暖工作,主创团队采用了石墨烯智能发热服,来确保他们在穿着较薄的演出服时不会被冻伤,还可以保证动作舒展。这个石墨烯发热服研发生产者就是烯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我还有一个投资原则就是“没有争议的不投”。因为能被全部人看到它好的,就不是具有前瞻性了,未来发展空间就有限。

将更多精力投向天使投资

2011年,我卸任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院长。我不当院长以后将更多精力投向天使投资,做天使投资的人就像水里看鱼,看这条鱼能不能长大。另外,在清水里面能看鱼不是投资者的本事,真正的本事是在浑水里摸到大鱼,在浑水里摸到大鱼的前提,就是要在浑水里就能看清哪条鱼能长大。我还有一个投资原则就是“没有争议的不投”,一个项目如果院里的专家、教授科研团队评估时,一致觉得可以投的,我就决定不投了,如果是有争议的,我就投。因为能被全部人看到它好的,就不是具有前瞻性了,未来发展空间就有限。

当时,我们天使投资就投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超材料,另一个就是石墨烯。很多人都不看好,说冯院长已经“疯了”。可是这两个技术,当时全世界有几个懂?一些颠覆性科技,那不是说什么人都会懂的,你让他们来表决,大部分人都会反对。现在这两个投资,过了十年,刘若鹏(光启研究院创始人)的项目(超材料)争议也还挺多的,石墨烯相对来说稍微小一点,但相比刚开始,争议已经越来越小。其实有争议是好事,争议可迎来创新。

感恩清华和深圳

以前总有人问我北京那么好的条件,都50岁了怎么还跑到深圳去?我开玩笑说深圳氛围好啊,其实主要是深圳市场化发育比较早,科研发明在深圳开花结果的可能性比较大,后来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

我之所以在深圳的路能越走越宽,我觉得这一切应感谢清华和深圳。清华给了我提供了一个舞台——让以前纯粹搞研究的我来管全校的科技工作;而深圳给了我另一个舞台——以科技创业的机会,走出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新路。我喜欢深圳这个“移民城市”,氛围好,思想比较解放。如果在世界上让我选择生活的地方,我会选两个:一个是深圳,另一个是硅谷。因为这是两个移民集中的地方,高科技发展快,氛围也比较自由。而且,目前深圳的发展势头并不比硅谷差。

冯冠平

江苏武进人,生于1946年,博士生导师,历任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副主任、清华大学科技处处长、清华大学校长助理、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曾任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创始院长,现任烯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国际石墨烯创新中心专家委员会顾问。1985年获得日内瓦国际发明银奖,拥有40多项专利,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0年深圳市“市长奖”获得者,深圳市政府科技专家委员会高级顾问,“中国创投界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口述时间

2018年12月12日上午

口述地点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4楼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邱志东

实习生康铭祥

总第16期

出品:深圳市政协深圳晚报社

总策划:戴北方王璞王大平

总监制:柳光敏邓自强

总顾问:黄玲南兆旭

总执行:唐亚明周智琛

统筹:吴振兴成功

梁琼月张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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