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苦与痛

一家之长

多年来，农民工的血汗劳动和低廉，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迅猛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但他们却由此受惠不多生，或者死，这是一个问题。

含辛茹苦几个月，却拿不到工钱，生活陷入绝境，激愤之下连杀四人，甘肃农民工王斌余案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一个本来在司法上毫无悬念的死刑判决，在舆论的追问之下却显得可疑起来。

对王案的讨论，涉及司法与媒体的博弈，民意与法律的冲突，个体公正与整体公正的较量。也许，这些讨论最终无法挽回王斌余的生命，但这并不妨碍这次讨论的价值，随着讨论的深入，公众关注的焦点从司法公正转向了社会公正，转向了关注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整体的生存状态，还有在此背景下社会和谐遭遇的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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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4年全国农民工的月平均为539元，而同期的城镇职工月平均是1335元。这组数据意味着，2004年全国因为雇佣农民工一项就节省了11462亿元的开支，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8.5%，这大体相当于中国当年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说民工的劳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尽管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可他们的孩子却不能在城市上学、家庭不能团聚、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医疗服务、没有就业培训、缺乏社会支持。这就导致他们的基本权利屡遭侵害，甚至剥夺了他们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机会。

1980年后出生的打工仔打工妹越来越多，相比他们的兄长父母等老一代民工，我们称他们为新生代民工。现在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已经不再是20多年前的那些茫然、木讷，仅想出来挣点活命的钱的农民，他们是现代传媒和通讯技术教育出来的新一代工人阶级，他们有更强的城市生活动机，更不能容忍社会不公和身份歧视，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往往会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

事实证明，如果“他们”过不好，“我们”――所谓的城里人也过不好，也许，我们原本就不该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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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黄广明 发自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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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中国奇迹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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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学术界和新闻媒体，人们在谈论深圳的辉煌成就时，总是提到总设计师的英明，历任领导的审时度势，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中国的大环境如何有利，”刘开明说，“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千百万外来工，其实正是他们，为这个城市的发展做出了最大贡献与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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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26日，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5周年纪念日。但一位深圳人却对官方纪念方式的某种缺失表达了不满。

40岁的刘开明博士是非政府组织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ICO)所长，也是其附属的外来工社区学院的负责人，2001年3月成立的这家机构一直关注中国外来工的生存状况和再教育，关注和谐劳资关系的建立。

谈到外来工为深圳、为中国经济所做的贡献，刘开明首先一字不顿地给记者复述了一系列数字：

国家统计局公布，2004年全国农民工月平均收入539元，而同期城镇工人是1335元，也就是说，因为雇佣农民工，雇主每人每月可以节省796元。全国因雇佣农民工而节省的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8.5%，这大体相当于中国当年经济增长的速度，这还不包括福利、保险的节省，可以说是农民工的劳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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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总人口有1200多万，其中户籍居民只有171万，外来人口中80%是农民工，深圳64%的税收靠制造业，而制造业里85%的员工是农民工；

深圳就业的户籍人口不到100万，其中有10万左右是公务员，另外相当部分是各类企业的高管、国有垄断企业员工或个体、私营企业主。深圳80%的税收是农民工所在产业创造的。但是，农民工很少享受他们所创造的税收――2004年深圳税收1183亿元，地方财政开支425亿元，这些钱基本上花在了171万深圳户籍人口身上，其中10万左右的公务员受益最大；

深圳是全国少有的几个收外来工子女借读费的城市。算一笔账，深圳800万外来工，子女在深圳的不会超过100万，只要财政拿出10亿，即每位身上摊上1000元，就可解决全部外来工子女上学的问题，同时可以促进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10亿元，对深圳来说真是九牛一毛。须知，市政府一个幼儿园每年财政补贴就有几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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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群体有1.2亿人，其中进入制造业的占30%，占全国出口加工制造业就业人数的68%，中国的进出口额11547亿美元，主要靠制造业，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人正是农民工，没有这个群体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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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来，中国农民工为国家经济的迅猛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不享有中心话语权，他们所做的贡献往往被社会所忽视)，但农民工自己却受惠不多，犹如他们在城市建起一座座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最终却必须离去，让别人来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