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清军浙东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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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第二次北犯以来，相继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等地，不但东南沿海形势紧张，江苏、山东、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等省也纷纷告急，要求增加兵力、枪炮和经费。同时，朝廷内外交章奏议，有的评论失败的原因，有的陈述今后“剿夷战法”，有的名为奏报战防情况，实则认为一切防御皆无能为力，惟有妥协求和。京口副都统海龄把战败原因归于没有“跟踪追剿”，并认为南方各省军队锐气已失，应另调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等省官兵，才能“一以当百，足敷堵剿”①。御史黎光曙则认为，“前定海、镇海之所以失利者，由于兵阵单薄，未能层层设伏故也”。他主张海防炮位应分三层布置，“第二层务使坚于第一层，第三层务更坚于第二层”。①浙江巡抚刘?珂则道出了统治集团中妥协投降派的失败主义心声，他奏称：“伏查自古制驭外夷之法，惟战守抚三端，今战守不利，抚又不可，……实属束手无策。”②言外之意，惟有妥协乞和一途了。

虽然前线处处失败，朝臣众说纷纭，浙江大吏束手无策，道光帝为维护其统治利益，仍决定再实行一次“大张挞伐，聚而歼旃”的大反攻，以挽回败局，显示“天朝兵威”。

早在1841年10月，道光帝即已任命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副都统特依顺、侍郎文蔚为参赞大臣，并下令从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四川、山西、甘肃、陕西等省调兵遣将，驰赴浙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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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经离京后，一路游山玩水，蓄意迁延，直至1842年1月21日，才到达嘉兴，与文蔚等筹划反攻事宜。当时，浙江各处防御兵丁，已有四万余人，另有义勇乡勇九万余人。奕经、文蔚等表示，一俟各省援兵到齐，即克期进剿，“以正兵明攻其前，以奇兵暗袭其后”。奕经也和奕山一样，不信任当地人民群众。其幕僚臧纡青曾建议：从山东、河南等地招募勇士万人，于沿海及本地招募渔、蛋、盐民二万人，分伏宁波、镇海、定海，“人自为战，战不择地”，袭扰敌人，使其“步步疑忌惊惶，所在皆风声鹤唳，俟其魂飞气馁，然后蹙以大军，伏舟港口，内处交逼而尽歼之”；同时，派当地绅士各率兵勇分伏于定海、镇海、宁波三城，“预为内应”。①对这样一个颇有见地的“散攻之法”，奕经虽奏报道光帝批准执行，但他们毕竟不敢依靠人民力量抗敌，因而只采纳了臧纡青关于里应外合的主张，而对于散战疲敌、先疲后打的方案，则摒弃不用。

2月10日，奕经等移驻浙江省城杭州。3月上旬，各省援兵到齐，共计一万一千余人，另有水勇、乡勇二万余人，陆续开赴浙东前线。奕经等认为兵力已厚，决定采取“明攻暗袭，同时并举”的方针，一举收复宁波、镇海和定海。其具体部署是：水路（即东路）以乍浦为基地，陆续渡海，潜赴舟山各岛及定海城内外，预为埋伏，候期举动。陆路（即南路）分为两支：一支以二千四百人在慈厍（今慈溪县慈城镇）西南三十里之大隐山集结，准备进攻宁波；另一支以一千九百余人在慈厍西门外的大宝山集结，准备进攻镇海。此外，还在宁波、镇海之间的梅圩预伏勇壮三千余人，准备中途截击英船。另由余步云率兵二千驻奉化防堵，文蔚率兵二千进驻长溪岭（慈厍西北）督战，奕经率兵一千三百余人驻于绍兴以东的东关居中调度，特依顺率兵一千二百余人驻万松岭（杭州南），作为后路应援，兼顾省城和乍浦等地。

奕经等计划虽较周密，但英军已有所察觉，“无日不水陆四出，远近搜掠，拆坏民房，捉拿乡民，追究屯兵处所”。3月6、7日，英军又分头搜索。奕经等鉴于“兵勇距敌较近，惟恐稍迟，致有漏泄”，便决定于3月10日夜发起反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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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隐山出发进攻宁波的一路，由总兵段永福负责指挥。10日夜，都司李燕标带领前锋义勇四百余人，潜赴宁波南门，在内应配合下，杀死守门英兵，冲入城内，直奔府署。途中遭到英军阻击，不支后退。这时，段永福率领的大队赶到西门，由于英军已有戒备，城门紧闭，只得爬城而入，沿街进攻。英军从楼房上面抛掷火球、火箭，使清军进攻受阻。不久，天色已明，清军不得不陆续撤出战斗，反攻宁波遂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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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宝山出发进攻镇海的一路，由副将朱贵负责指挥。10日夜，都司刘天保率前锋数百人进抵镇海西门外，见城楼起火，知是内应，即冲门而入。由于守门英军拚死抵抗，清军三次冲锋，均未能攻入城内。时天色已明，而朱贵所率大队尚未赶到，刘天保恐英军断其归路，即撤出战斗，于是反攻镇海的战斗也告失败。

水路进攻定海的计划，由于风潮不顺等原因而一再推迟，直至4月14日，才由熟悉定海情况的郑鼎臣（已故总兵郑国鸿之子）主持，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夜袭。由于英军事先已有准备，因而亦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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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反攻失败后，主力集结在慈厍大宝山和长溪岭一带。英军决定乘胜发动新的进攻。

3月15日晨，卧乌古和巴加率领三艘轮船和数十只舢板，载兵一千二百余人，携带四门小炮，溯姚江而上。中午，行抵慈厍以南的大西坝，留下一艘轮船和少量兵力，以防清军断其退路，另两艘轮船载部分兵力继续上驶至余姚东面的丈亭一带，威胁清军后路。大队英军则由大西坝登岸，直扑慈厍南门。城内守军不战而逃，英军遂穿城而过，出北门，分路进攻大宝山清军营地。刘天保率兵五百余人，防守大宝山左侧，由于进攻镇海时火器大部丢失，稍事抵抗即行溃散。朱贵率兵四百余名防守大宝山右侧，与敌英勇激战多时①，伤亡过半，请求驻长溪岭的文蔚派兵支援。文蔚畏敌犹豫，未及时派兵前往，待到傍晚才派出三百人，而此时英军已进至大宝山之西，切断了守军后路。最后朱贵父子阵亡，部队溃散，大宝山营地于当晚8时落入敌手。次日中午，英军开始向长溪岭清军大营进发，下午3时许抵达长溪岭。文蔚拥兵数千，在长溪岭“阻险而阵”，竟不敢与敌交锋，于15日夜即丢弃营地和大批军械给养，仓皇率部退往曹娥江以西的绍兴。英军将工事和火药库全行毁坏之后，撤回慈厍，17日又全部撤回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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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长于海战，定海地处海岛，清军欲一举驱逐该处敌军，确有困难。而镇海毗连大陆，宁波更属内地，清军如果指挥得当，同心协力，是有可能将其收复的。可是，清军浙东反攻的结果，不仅未能攻克定海、镇海和宁波，就连大军云集的慈厍营地也没有守住。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统兵将领指挥无能。宁波、镇海都是比较大的城镇，各驻英军千余人（当时英军已从印度新调来两个团的兵力），并控制着招宝山、金鸡山等炮台，浙东清军可用于反攻作战的正规部队仅一万余人，且大部从外省调来，人地生疏，装备和战斗力均差。而这万余兵力，又未集中使用，大部留在数十里之外，仅以少数兵力采取轻装奔袭的战法，企图同时攻克浙东三城，实属轻率鲁莽之举。如此指挥反攻作战，焉能取胜？宁波、镇海反攻失利之后，清军主力损失不大，战事仍有可为。当英军以千余人冒险深入慈厍时，清军在数量、地势和社会条件诸方面都比英军有利，如能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集中使用兵力，各个击破敌人，不难将侵略军赶出浙东地区。但文蔚畏敌如虎，当英军进攻大宝山之际，他非但不派兵增援，反而闻风丧胆，未战先逃，致使清军又一次遭到失败，伤亡溃散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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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反攻失败后，奕经以应援靠近省城的尖山为名，带领江南兵千人，于3月20日渡过钱塘江，逃回杭州。为推卸战败责任，他在奏折中除强调英军“船坚炮利”、诡谲异常外，还大肆诬蔑浙东“到处汉奸充斥”。刘韵珂则露骨地宣扬投降派的观点，在所谓“十虑”的奏折中，大谈什么清军“锐气全消”，“其势必难再振”，即使“续行添调，亦恐无济于用”，而英军火器精良，“猛烈异常，无可抵御”①。他还特别提醒道光帝注意国内人民可能趁机揭竿而起。道光帝鉴于广东和浙东两次反攻均遭失败，又害怕人民起而推翻其封建统治，于是在对英态度上，由过去的忽战忽和变为一意求和。他起用投降派，任命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署理杭州将军，会同已被革职的伊里布赶赴浙江前线，办理乞和事宜，并准备释放英俘。而此时璞鼎查正野心勃勃地准备进军长江下游的镇江和江宁（今南京），对清廷的乞和根本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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