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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是深圳的一张闪亮名片。得益于登记管理体制改革，近年来，深圳社会组织数量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截至目前，深圳的社会组织达到8600多家。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与政府、企业并驾齐驱的“第三部门”，社会组织成为今年两会的热点议题，不少代表委员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建言献策。昨日，本报特邀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杜鹏，市政协委员、深圳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孙莉莉来到本报两会全媒体直播室，社会组织负责人和业务主管部门“面对面”，直击社会组织存在的问题，并对解决的方法对策等进行探讨。
对社会组织实行宽进严管
社会组织的发展存在哪些障碍?“社会组织的准入门槛应该进一步降低”，问及这个问题，孙莉莉直接抛出了以上观点。事实上，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走在全国前列。2012年，深圳实现了8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大大降低了登记门槛。但这在孙莉莉看来，社会组织登记仍有很大的放开空间。“好多社会组织因为对注册资金有要求、人员不是专职的、手续太繁琐等问题，难以注册成为一个社会组织。这将许多有志向在社会组织服务的团体难住了，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
作为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人，杜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正面回应。杜鹏坦言，社会组织登记的门槛确实存在，特别是这两年实现了商事制度改革之后，企业登记门槛大幅度下降，凸显了社会组织登记还是相对难。“能不能进一步降低门槛，民政部门也在研究落实措施。我们提出一个‘宽进严管’的思路，进一步降低门槛。比如说以分类探索申报材料的形式审查，由申请人对申报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负责;探索以负面清单形式全面放开社会组织登记;探索降低审批条件，探索实行注册资金认缴制。推行社会组织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印章刻制许可证‘四证合一’。将原需要4个部门依次审批的流程简化为一次审批，加强社会组织的信息建设，实行网上申请、审核。但另外，还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管。”
去年，我市出台《关于构建社会组织综合监管体制的意见》，构建行政监督、行业自律、社会公众监督、法律监督“四位一体”综合监管体系。另外在全国率先出台《深圳市社会组织抽查监督办法》，建立不预先通知的抽检监督制度。去年底开始，以抽查+年度报告代替了年审制，开始了“社会组织史上最严监管”。“以前年审合格率是80%，但抽检发现80%都有或多或少的问题。所以说，以动态监管代替静态的年检是很有必要的。有利于社会组织加强自律，必须得自我检查，规范管理，才能不受处罚，”杜鹏说。
深圳市社会组织创新示范基地即将启用
如何加强社会组织的发展?在孙莉莉看来，社会组织的自身规范非常重要。“从内部治理机构到信息公开，社会组织应该像上市公司一样公开透明。因为社会组织牵扯到接受捐赠或承接服务等，所以在财务应该接受监督。此外，社会组织在专业能力打造上应该再下些功夫。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并不是领域内的专家，需要不断学习提升能力。第三是专注，我认为社会组织应该专注于某一个领域，深入耕耘，把服务做好。”
杜鹏透露，两个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的机构即将启用，一个是深圳市社会组织创新示范基地，一个是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工作学院。
“社会组织创新示范基地以全市社会组织为服务对象，通过邀请优秀社会组织包括壹基金等进驻，打造出深圳社会组织创新实践基地和政社互动平台。引导初创期的社会组织健康成长，帮助有潜力的社会组织增强实力，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水平，同时为热心公益事业的创客和创投营造干事创业的工作平台”。 此外，社工学院也将于6月2日正式启用。杜鹏表示，社工学院将专注于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化、规模化的公益人才培育，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人才供给。
社会组织应该成为一种职业选择
对于未来社会组织的发展有何期待?“以前我们总觉得社会组织是利用业余时间献爱心。我认为，社会组织应该成为一种职业选择。我们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社会组织也有公益创业的概念。我们叫公益创客。很多人可以作为事业和职业追求，可以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自身也得到发展，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杜鹏指出，上世纪70年代，英国提出社会企业的概念，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存在的一种组织，社会企业可以盈利，但所赚的钱不能用于分红，继续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今年9月份是第四届中国慈展会，我们将在慈展会上推出公益创客空间，同时通过大学生公益创业大赛，遴选出一批优秀的公益项目，然后我们再提供孵化、培育、市场推广等一揽子服务，让这个项目发展成为社会企业。希望多年以后，深圳也出现一大批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社会做贡献为目标的社会企业，”杜鹏表示。
孙莉莉指出，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政府还要继续向社会组织放权。“比如在公共资源保护和管理上，我们应该尝试打破原来的体制，更大胆一点。我举一个例子，深圳有这么多公园、保护区，能不能像香港米埔湿地公园一样，把它托管给一个专业的NGO组织来管理。米埔是托管给世界自然基金会管理10年，管得非常好。我们期待政府有更大的步子，给社会组织更多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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