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艺术：美美与共，携手守护

仙剑奇侠传

赵声良

■ 深圳特区报记者 尹春芳

敦煌，不仅是个地方，一段历史，更是一种艺术，一门学问。一提起敦煌，你会觉得神秘又遥远，璀璨又夺目。对于敦煌，我们如何走进它，了解它？日前，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来到关山月美术馆，给观众带来了一场名为《敦煌艺术的传承与创新》的讲座，讲述了敦煌艺术的魅力、传承、研究等等话题。

赵声良是深圳的老朋友了，他多次来到深圳，架起敦煌与鹏城之间文化交流的桥梁。“塞外驼铃——馆藏关山月1940年代西北写生与敦煌临画专题展”于今年7月在敦煌研究院举办首展，好评如潮。如今这一展览回到深圳，在关山月美术馆展出。赵声良兴致勃勃参观了展览，并对展览给予了高度评价。

当天，他的讲座吸引了许多观众前来聆听，现场人气爆棚。赵声良丰富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洞见以及和蔼可亲的讲座风格，迅速“圈粉”无数，讲座现场轻松活跃，文化气氛浓郁。

薪火相传 守护敦煌

自汉武帝设置敦煌郡以来，敦煌已经历经2130年兴衰。1944年，在常书鸿领导下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院也是保护敦煌石窟（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和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庆阳北石窟寺等其他文物机构的综合性文博机构。

目前敦煌洞窟有700多个，其中有壁画、塑像的有492个。这些壁画塑像的创作跨越了一千年，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千年间没有断绝，每个朝代都在建造，成为中国一座活的美术馆。

赵声良说过，“读懂了敦煌，就读懂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半”。敦煌所承载的传统，其实隐藏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它得以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之中，要感谢敦煌的守护者们。

敦煌的保护一直是重要的课题。赵声良介绍说，改革开放以后，科学保护工作迅速发展起来。通过国际合作，在保护科技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石窟保护进入国际合作保护文化遗产的新时代，如与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合作保护莫高窟第194窟、53窟，与美国梅龙基金会合作进行数字化敦煌项目等。

1984年赵声良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同年到敦煌研究院工作。2003年，他在日本成城大学取得美术史博士学位之后准备回国。当时的“海归”是香饽饽，至少两家著名的大学想请他去当老师，但最终他还是决定回到敦煌。一来是他发现樊锦诗院长是了不起的院长，二来是因为从事美术史的研究，敦煌是最好的地方。

在赵声良看来，七十多年来，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学者为代表的一代代莫高窟人以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事业为己任，排除一切艰难困苦，不断开拓敦煌事业的新局面。这样的感召力也改变了很多人，他们来到敦煌，扎根敦煌。与此同时，赵声良也坦诚地说，我们还缺少足够的研究人员，毕竟敦煌比大城市条件艰苦。

敦煌的传承需要全社会参与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敦煌，不仅是地理上的敦煌，更是画上的敦煌。

在赵声良看来，敦煌艺术代表中国传统艺术，它的广泛传播需要广大的民众都参与进来，学习、传承、创新。

他介绍说，敦煌艺术研究院里不少工作人员一边临摹壁画一边创新，如李其琼临摹的敦煌壁画；雕塑家孙纪元、何鄂以敦煌艺术为灵感创作的雕塑作品；常书鸿女儿常沙娜用敦煌的图案来做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的装饰，把敦煌的传统艺术应用在现代装饰上。敦煌也为现代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无限的灵感，现代艺术家纷纷从敦煌壁画上的音乐、舞蹈、服饰上攫取灵感。

敦煌的传承问题也是赵声良一直思考的问题。他对此有着深刻的洞见：“我们要继承发扬，要做很多的工作。传承创新不是敦煌研究院一家的事情，而是需要整个社会来参与。大家去到石窟学习、考察，艺术家从中获得灵感，自己创造新的艺术，学者从中调查，最后完成他的学术著作，这都是传承创新。我们有了这些研究的成果之后，把它作为大学课程，传播敦煌文化、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教育界做的一个工作。这一切的前提是把敦煌的学术研究好。所以谈到传承创新，我希望全社会都能够参与进来，大家共同来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数字化让敦煌“活”起来

70多年来，敦煌研究院把一部无字天书变成一本可解读的敦煌大字典。如今我们可以通过越来越多的方式和途径了解敦煌文化。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敦煌研究院也顺势而为，在数字化方向持续发力。在数字化研究的基础上，敦煌研究院建立新型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更好地展示敦煌艺术，同时又减少了游客进洞窟的人数和时间，形成了莫高窟开放的新模式。

数字化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赵声良说：“我们做数字化工作已经做了二十多年，因为这个工程量很大。二十多年才做了200多个洞窟。今后科技发展得快，我们的速度会提高一点，但这是一个艰巨的工程。”

赵声良介绍说：“我们今后要把数字化工作进行普及，把敦煌研究院管辖的六处石窟都进行数字化展示，这是我们一个总的目标。数字化的工作做完之后，我们做展示做交流就都很方便了。”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文博界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推动了敦煌研究院运用人工智能、虚拟漫游等新技术，借助5G和云计算带来的高速率的传输，多渠道传播敦煌艺术。在现场，赵声良还介绍了一款新的科技。当你站在洞窟的外面，打开手机的一个程序就可以浏览洞窟内的情况，可以达到足不进窟便览全貌的效果。

赵声良还特别介绍了敦煌研究院应对此次疫情所做的数字化探索。譬如，在国家文物局政府网站“博物馆网上展览平台”上线“敦煌艺术走出莫高窟——数字敦煌展”等；以数字敦煌资源库为基础，推出“细品敦煌艺术，静待春暖花开”精品线路游；多平台开展直播活动， “云游敦煌”小程序，打造全新的公共文化服务窗口。赵声良认为，敦煌本身有很大的吸引力，正好可以采用一些现代化的手段，让敦煌走进千家万户。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正如赵声良所说，敦煌石窟作为传统文化的伟大宝库，依然有很多方面需要我们去发现、去传承并创新。

赵声良：

研究敦煌学 最强大的还是中国

■ 深圳特区报记者 尹春芳

敦煌艺术博大精深，它的传承和创新是建立在研究和学术的基础上。目前敦煌学的学术研究情况如何？对此，记者采访了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

记者：作为敦煌学方面的专家，请介绍一下当前敦煌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是怎么样的？

赵声良：现在在国际上有二十多个国家都有学者在研究敦煌学，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研究敦煌的历史都很悠久，相对来说这几个国家的学者也比较多一点，其中日本是最多的。其他国家包括俄罗斯、美国、韩国等，也都有一些研究敦煌学的学者。

中国现在当然是研究敦煌学的学者最多的。曾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有人提出一个观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如今经过我们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扭转了这样的局面。可以说，现在研究敦煌学最强大的还是在中国。但是我们现在主张“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我们希望团结世界各国的学者，共同来研究敦煌学。

记者：敦煌文书四散海外，我们研究敦煌学最大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赵声良：我们都知道，敦煌文书和敦煌石窟是敦煌学研究主体的两个方面，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书，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被外国人拿走了。敦煌文书很多内容与敦煌石窟密切相连，那些外国学者要想把研究做深入，需要经常来敦煌。另一方面，敦煌学涉及学科领域众多，其中考古和艺术是最重要的方面，这也是需要实地考察。因此，敦煌石窟是敦煌学的根，我们守住了根，敦煌的研究也就有了根基。

记者：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要道。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敦煌学的研究和传播带来哪些利好？

赵声良：现在我们讲“一带一路”，中国跟世界交往。其实敦煌就反映了古代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形成的成果。通过敦煌学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恰逢其时。敦煌研究院也是努力地通过我们的国际交往，通过文化交流，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敦煌一方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一些展览，同时我们也把外国的展览引进国内。比如，我们把阿富汗国立博物馆的那些藏品拿到敦煌来进行展览，后来又在国内各地展出。我们也把敦煌的展览拿到国外进行巡回展览，进行学术交流。

最近这些年，我们每年都派学者去考察印度、伊朗、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丝绸之路的交流，跟敦煌学的世界范围内的交流，正好可以共同来推动。作为敦煌研究院就是利用敦煌学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